为省钱与乞丐同住 没着落仍无助守望

　　奥组委的办公室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豪华、气派。杨宏喜蹒跚着走了进去。办公室有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什么。“同志，我是参加奥运歌曲征集活动的，这是我创作的歌曲。”杨宏喜掏出自己打印的那几页歌词，递了过去。那位工作人员接过去看了看，说：“歌曲得有谱子，还得制作成光盘，光有词是不行的。”（2005年，杨宏喜去的时候谱子还正在创作中，没有带过去。）

　　带着失望，杨宏喜走出奥组委的办公室。“还要光盘，可光盘怎么做呢？”他琢磨着。在经历了一夜颠簸之后，这时他突然感到身心俱疲：“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吧！”他就在附近找了一家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小旅馆，没想到人家一见到他拄着双拐，还带着便椅，冷冷地甩下一句：“满了！”杨宏喜告诉记者，他找了好几家，都因为他是残疾人不愿让他住。最后好不容易找了一家愿意收留他的地下旅馆住了下来。

　　到哪儿做光盘呢？在休息了半天，吃了点东西后，杨宏喜就开始琢磨起来。“还是到中央音乐学院问问吧，他们那儿肯定知道。”

　　到了学校，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能够制作光盘的地方，“谈到最后，就落到费用上来，一问说得十几万。咱哪有啊！”就这样，在不断地奔波、咨询中，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

　　说到北京之行，杨宏喜并不愿多谈：“辛酸！太辛酸了！一说我就得哭。”杨宏喜说：“我每走一步都得求人，否则寸步难行。”他说，去了北京后，他一次公交也没坐过。“上又上不去，还得求人。”

　　杨宏喜出门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上厕所。“我上厕所只能在便椅上，相当不方便，而且又控制不住。”为了能尽量少上，甚至不上厕所，杨宏喜经常一两天不吃一口饭、不喝一滴水。

　　那次杨宏喜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，“跑了好几家，最后一落到钱的问题上，咱就气短了。”身上带的钱越来越少，无奈之下，杨宏喜只好往回返。为了能够制作光盘，随后杨宏喜又跑到太原、大同等地进行咨询，“我心想，太原、大同可能要便宜许多，但最后一咨询，最少也得五六万。”因为经费问题，杨宏喜制作光盘的愿望一直搁置到了现在，还是没有着落。在记者采访时，他焦虑地说：“眼看着截止时间就到了，但现在还是没办法，你一定得帮我好好地呼吁呼吁。”

　　2006年，杨宏喜又去了一次北京，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杨宏喜准备得充分了许多，但事情并没有任何进展。杨宏喜残疾后，当地民政部门每个月都给他发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，他所有的费用只能靠这些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支撑。为了能尽量省着点，杨宏喜外出时候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，吃基本上靠自己带的干粮。“最便宜的住过3块钱一晚上的。”一次他去朔州，住的是一晚上5块钱的一家旅馆：“一个家5个人，其他4个都是街上要饭的。”

　　山阴县委宣传站赵日文副部长告诉记者，为了能帮助杨宏喜，他们正在策划组织一次捐助活动，但杨宏喜却对此并不看好：“你看我们村子旁边就是煤矿，山阴煤老板多了，对于那些煤老板来说，几万块钱不是个啥事，我的报告早就打上去了，可直到现在也没一个捐一分钱的。你说一个活动能捐多少钱？我估计够呛！”

　　（全文完）

　　首席记者 黄泽雨 特派记者 马占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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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编辑：张保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