迟荣星在帮助医生给同学包扎伤口

迟荣星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

月14日，联合国第47届大会通过决议，将以后每年的12月3日定为“国际残疾人日”。今年的12月3日，是第16个“国际残疾人日”。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，我区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.31%,据此推算2006年4月1日零时我区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106.9万人。其中，肢体残疾36.5万人,比重最大占34.15%，其次是多重残疾20.1万人,占18.80%，听力残疾19.4万人，数量位居第三,占18.15%。与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相比,我区残疾人口总量有所增加。

    我们无法感受到他们生活的世界，或许只有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，我们才可能更深切地体会，到底该怎样去关注、关心、关爱他们……

    一个由于一次“意外”被夺去听力的小女孩，为什么会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？她的听力还有没有希望恢复？11月底，记者走进了这个小姑娘的生活。

    引子

    一针“抗生素”跌进无声世界

    “第二排的同学朝左转……”11月24日，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在给孩子们排练蒙古族传统舞蹈。

    第二排，大眼睛，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注意力并不“集中”。她的目光总会时不时透过面前的落地镜“扫”向别处。镜中，一位长发齐腰的中年妇女夸张地动着嘴唇，把老师的话一字一字地重复，然后伸出右手，做了个“向左转”的手势。

    “马尾辫”看见“提示”，轻轻晃了晃。

    小姑娘叫迟荣星，今年刚10岁，虽然只有五年的“舞龄”，却已多次在国内乃至国际少儿舞蹈比赛中获得大奖。镜子里给迟荣星打手势的是她的妈妈蔡新华。

    在这个16人的舞蹈班里，迟荣星是唯一一个戴着助听器练习舞蹈的孩子。而实际上，即便戴着助听器，她也只能隐约感觉到乐曲中每一节最强的那个音符。

    1997年11月22日，迟荣星出生在乌市新民路的一个普通家庭。

    但就在迟荣星出生8个月的时候，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。

    一天，由于感冒，小荣星在夜里就发起了高烧。已是半夜时分，蔡新华夫妇决定先抱着小荣星到诊所给她降体温。

    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诊所里，为了退烧，大夫朝小荣星的体内注射了一针“庆大霉素”。半个小时，孩子果然退烧了。可正是这一针，竟把小荣星从此推进了一个“无声”的世界。

    孩子退烧后，蔡新华夫妇的心暂时放了下来。

    1998年11月，小荣星刚满一岁时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体检。这时大夫才发现，小荣星的听力几乎丧失，其损失达到了90dB，属于重度耳聋。

    医生的话让蔡新华夫妇后悔莫及———孩子致聋的原因正是因为注射了这种抗生素。小荣星最终被确诊为“神经性耳聋”。

    蔡新华夫妇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四处求医，但终一无所获。

    假“生长肽”让她再受伤害

    2000年3月，夫妇俩再次带着女儿来到某医院进行检查。检查时，他们遇到了时任该院脑干测听室技师的“大夫”齐兵，在他的推荐下，夫妻俩以4500元的价格为女儿购买了两部助听器。同时，齐兵还向蔡新华夫妇推荐了一种针剂———“细胞生长肽”，声称这种针剂是一种可以“营养神经”的“特效药”。

    尽管他们知道这种“细胞生长肽”价格不菲，一支就要80多元，一个疗程按至少30支计算，就要花费2400多元钱，而要想有效果，至少得用够两个疗程。没有丝毫犹豫，蔡新华夫妇立即东拼西借凑够了药钱。

    注射每天都在耳部不同的三个穴位进行，针每扎进去一下，小荣星就抽搐一下，嗓子里夹杂着痛哭时含混不清的呻吟。女儿流泪，蔡新华也跟着流泪。但一想到今后女儿可能会恢复听力，也只得强忍内心巨大的痛苦，坚持送女儿做“治疗”。

    一个疗程终于结束了。小荣星来到齐兵负责的科室里接受复查。复查结果让蔡新华夫妇很是振奋：小荣星的听力竟提高了20分贝。

    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蔡新华夫妇产生了怀疑。在和其他同样接受注射的患者交流时，他们发现，只要注射满一个疗程，所有患者的听力基本都会提高，而且提高的程度居然都是20分贝。

    带着怀疑，蔡新华夫妇把小荣星送到了另外几家正规医院进行检查。但几次的检查结果却让夫妻俩再次失望：女儿的听力不仅没有提高，反而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听力又有所下降。

    夫妻俩按照药品包装上的标识，向该药品的“生产厂家”———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进行求证。

    不久，蔡新华就收到了该研究所的两份致函以及在《健康报》上刊登的《严正声明》：证明齐兵销售给蔡新华夫妇的“细胞生长肽”是假药。

    维权漫长无声的等待

    女儿病情不仅没好，反而加重，使得夫妻俩决定用法律武器替女儿“讨个说法”。2001年，夫妻俩以监护人的身份将某医院告上法庭，提出包括医疗费在内共计1万余元的赔偿请求。

    天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尽管蔡新华夫妇带女儿到某医院就诊属实，但他们所购买的助听器和“细胞生长肽”既没有医院的处方，也没有向医院交纳购药费用，而是私自从齐兵手中购得，所以不能认定齐兵的行为是职务行为。同时，在庭审中，蔡新华夫妇由于没能向法庭提供能证明“生长肽”是假药的证据，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蔡新华夫妇的请求。

    不久，蔡新华夫妇在得到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的函复后，再次向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双倍返还孩子的医药费及购买助听器的费用。这次，直接起诉的被告是齐兵本人。

    该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齐兵身为医院脑干测听室技师，明知自己没有处方权及销售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权力，却利用蔡新华夫妇的信任，私自推销助听器及药品，贻误了孩子的治疗，理应赔偿。随后，水磨沟区法院判令齐兵双倍返还医药费、偿还助听器款以及赔偿精神损害金等共计42407.8元。

    但齐兵却随后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。

    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进行了改判：由齐兵返还蔡新华夫妇购买助听器及实际药品的费用；蔡新华夫妇将这个功率并不适合的助听器还给齐兵。

    为了避免孩子因没有助听器，而导致听力损失增加，蔡新华夫妇只得通过熟人，另外购买了一个功率更高些的“二手”助听器，尽管效果并不理想，但由于又有了助听器，小荣星却很高兴。

    由于有熟人出面，这部“二手机”至今还有7000多元钱没有付清。蔡新华夫妇原本指望等赔偿款一到手，就把欠款还上，然后再给孩子配个新的助听器。可由于迟迟找不到齐兵，案子的执行暂被中止。蔡新华告诉记者，她不知道这一等究竟还要多久。对于她来说，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每天训练迟荣星“读”口型，练唇语。

    感动无声世界里的舞蹈

    “姆妈……妈……我第……一……呀……”

    记者在迟荣星的舞蹈课上见到了她。

    老师刚宣布完下课，迟荣星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立刻去换衣服，而是举着两张获奖证书连蹦带跳地冲到蔡新华面前，把其中一张证书举到她眼前，得意地歪着脑袋看着妈妈。这是一张“新疆舞蹈家协会第五届全疆少儿舞蹈大赛”一等奖的获奖证书，也是她所有参赛活动中，第一次获得“第一”的证书。

    蔡新华告诉记者，在迟荣星5岁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自己就发现她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，尤其对舞蹈非常感兴趣。为了发掘孩子的潜力，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送孩子去学舞蹈。尽管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，一个聋儿，连音乐都听不到，怎么可能练习舞蹈呢？但蔡新华却并没有放弃。

    带着女儿，她辗转了数十家舞蹈训练班，但都被人婉言谢绝了。2003年，蔡新华终于遇到了一位老师，她答应可以让迟荣星来“试试”。这一试，就是5年的时间。

    仅仅学习了两年，在2005年2月，迟荣星便前往北京参加中、日、韩三国少儿舞蹈大赛，并获得了一枚铜奖；同年7月上旬，又荣获“全国少儿舞蹈大赛暨新疆第四届少儿舞蹈大赛银奖和特别表演奖”；7月中旬参加“全国义演人才推选赛”，获得新疆赛区银奖；8月荣获“全国义演首届人才推选赛优秀奖”；2006年2月，她到桂林参加“国际青少年艺术中国赛区比赛”，荣获金奖，并在当年7月中旬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“CSTD国际青少年舞蹈比赛”。

    通过蔡新华的“翻译”，小姑娘腼腆地低下头，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告诉记者跳舞“累……”，但很“好……”

    蔡新华摸着女儿的头，笑着说：“现在得奖了，她说‘好’。当初因为练基本功，她可没少掉泪。我就慢慢哄着她练。每拿一次奖，我就告诉她，你拿的不是最好的那个奖，所以不能骄傲，只有第一才是最好的。所以你看她拿了这个第一比拿国际上的奖还高兴呢！”

    看着妈妈和记者的交谈，小荣星睁着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妈妈。

    “妈-妈-在-和-阿-姨-说-你-哭-鼻-子-的-事-情-”蔡新华笑着用手语逗女儿。“听到”妈妈的话，小荣星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。

    刘敬是迟荣星所在舞蹈班的任课老师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是2004年时接手这个班的。当时听说班里有个聋儿在练习舞蹈，感觉很“吃惊”。“听不见音乐，靠什么来把握节奏？”这是她最初的反映。可后来，她的顾虑和疑问被全部打消了。

    “很刻苦、悟性好”。刘老师告诉记者，在她的印象里，几年来，迟荣星上课几乎没有请过假。而且每次训练时，她的妈妈总会坐在一旁不停地给女儿“暗示”，并在回去以后，继续帮助迟荣星“温故知新”。所以，每次学完新动作，老师总会选迟荣星来示范，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确做的很好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“鼓励她”。

    “现在，她基本可以读懂我的口型了。交流会更方便一些。我相信，假如她要是能听到音乐的声音，表现一定会更好。”刘敬老师对记者说。

    练习间隙，记者递给迟荣星一个橘子，她致谢后，便把橘子放进了随身带的小包里。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吃，这个小姑娘闪着大眼睛用含混的声音回答：“在-等-妈-妈-呀……”

    记者手记

    她得到最多的小红花

    今年9月份一开学，迟荣星就到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报到了。在这里，她开始一年级的学习。

    11月20日一早，学生们正在上早读。由于老师不在，管理课堂纪律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班长迟荣星身上。

    一手叉腰，一手握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小树条，迟荣星表情严肃地站在讲台上。

    讲台下有个调皮的男生突然站起来从窗台上拿了一个玻璃水瓶，然后冲着迟荣星做鬼脸。迟荣星走下讲台想要没收那个水瓶，小男孩赶紧把瓶子往课桌抽屉里藏。但是瓶子底部却碰在了桌角上碎了，碎玻璃划伤了小男孩的手指。血顿时从指缝中流出，同学们一下围了上来。

    迟荣星赶忙示意大家坐好；拿了扫帚簸箕将地上的碎片打扫干净；帮着小男孩把受伤的手指高高举起；拍拍他的肩轻轻安慰。然后准备带着他到医务室。

    “啊不———疼———”。给伤口消毒、上药、包扎，迟荣星一直站在医生身旁轻声安慰着那个小男孩。

    班主任洪国慧告诉记者，在一年级班里，共有15名学生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后天失聪。全班只有3个孩子在配备了专门的语音接收器后，才能有微弱的听力。迟荣星就是其中一个，也是听力最弱的一个。在老师眼里，班长迟荣星是个做事认真负责又非常刻苦的孩子。

    她说，自己听过有人通过安装电子耳蜗恢复了听力。“但那对聋儿的年龄等方面是有限定的，并且仍然需要训练说话发音，按照迟荣星的这种现状，如果她能做电子耳蜗，恢复听力和说话应该不是难事。”

    对于老师的建议，蔡新华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她甚至都已经带孩子做了安装电子耳蜗的检查。她很清楚，如果错过了这个年龄，孩子恢复听说能力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。但20万元的价格却令这个年收入不过6000元的普通家庭望尘莫及。

    采访结束时，迟荣星的一个同学用手示意记者，这时记者才看见，在班里后墙上张贴着一个小红花的评比栏。迟荣星的名字排在第一位，她的红花数量也最多。